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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亿人 我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全国人口达到141178万人，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尽管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10年间实现了13亿人到14亿人的跨越。当前我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宁吉喆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数据也反映出我国正面临着结构性矛盾，比如劳动年龄人口、育龄妇女数量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等。

　　总体看，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历时一年半，漏登率为0.05%

　　我国人口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此次人口普查历时一年半，从2019年10月开始筹备，到2020年11月启动普查登记，再到如今数据汇总发布，得到的大量普查结果将被进一步开发利用，服务宏观决策，为“十四五”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老百姓感知最深的是普查登记阶段。从2020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约40天时间里，700多万名普查人员登门入户，对4亿多户家庭、14亿多人口进行全面普查，采集了丰富翔实的普查基础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

　　其中，公民身份号码首次纳入普查内容。“七人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登记的身份号码将与公安、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进行比对核查，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会对身份号码进行保密处理，严禁泄露公民信息。

　　“住房”情况的调查曾引起讨论，被认为是首次“查人”也“查房”，甚至被解读为是房地产税的信号。对此，国家统计局当时回应，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口普查普遍采用的方法，早在2000年我国的“五人普”时就设置了有关居住状况的指标，并非新增项目，无需过度解读。

　　为使普查结果务必准确，前述基础数据会再经过事后质量抽查的把关。事后质量抽查是独立调查，主要目的是了解差错情况并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价。

　　宁吉喆公布数据，通过与现场登记结果比对，事后质量抽查显示，“七人普”的漏登率为0.05%，较六人普（0.12%）减少了0.07个百分点。

　　十大问题读懂最新人口普查数据

　　1 我国人口增长形势有什么特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141178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这个数字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宁吉喆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虽然增速放缓，但继续保持了平稳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此外，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宁吉喆认为，我国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2 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十位的“人口大省”分别为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河北、湖南、浙江、安徽和湖北。其中，广东和山东两省均超过1亿人，前十名均突破5000万人口。

　　人口总量仍超3000万的黑龙江，十年间人口减少最多，加上吉林、辽宁，东三省十年间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呈现负增长。不过，东北三省总人口9851万人，接近1亿人，规模依然较大。

　　宁吉喆认为，东北地区人口的减少，受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比如，受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

　　他表示，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口问题的研究，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变化中存在的机遇，来服务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

　　3 人口老龄化程度如何了？

　　从年龄构成来看，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人口老龄化的确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但同时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4 目前男女性别比如何？

　　本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性别构成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女性为100），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5 人口结构变化有哪些影响？

　　对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仍需辩证看待。宁吉喆表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但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从结构上看，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从迁移方向看，人口的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6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如何？

　　宁吉喆表示，少儿人口比重上升反映出“全面二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七人普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

　　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其中，“二孩”占比高。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也有专家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并没有像很多观点预期的那样，带来出生率的大幅回升。

　　携程集团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认为，现阶段的育龄妇女是“90后”，由于受到独生子女政策影响，“90后”整体偏少，导致育龄妇女数减少。同时，养育孩子的高成本“吓退”部分人。

　　7 我国人口红利还有多少？

　　宁吉喆称，我国人口红利继续存在，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的实际，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适应。未来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现在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概念要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是在消失，但是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909万，创下新高，在读博士生达到25万。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群体在增长，这就是人口质量红利。

　　他表示，从发展阶段来看，在经济高增长的阶段我们利用人口数量红利实现了发展，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人口质量红利，这与我们的新发展阶段是吻合的，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需求是匹配的。

　　8 城乡、区域人口分布呈现何种特点？

　　在地区分布方面，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城乡方面，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了几个趋势，从农村和城市来看，农村地区持续向城市地区产生人口流动，中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越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入的数量越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人口呈现出流出情况。这其中也存在一些个别情况，比如极个别的超大城市，由于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人口流入控制政策，有的地方人口不增长，有的地方人口负增长。

　　从大的地区角度来讲，人口流动整体呈现出北方向南方流动，中西部总体向沿海地区流动。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经济比较活跃，市场环境较好，能够更好地创造就业、产生gdp，为大量流入人口提供工作岗位。

　　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看，人口流动方向主要是在向一些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比较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9 人口分布新特点如何影响户籍改革？

　　陆铭表示，中央层面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楚，就是逐渐实现在国家内部的人口自由流动，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最终让户籍制度变成常住地登记制度，这也是现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采取渐进式做法，先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小城市全面放开，然后过渡到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逐渐放开，再之后，重点突破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

　　对于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要做的无非是加快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特别是在本地已经居住达到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口，要加快市民化进程。同时，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供给，让人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10 人口变化会给经济带来哪些问题？

　　姚景源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成本在上涨，直接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对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来说，一方面销售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成本价格在上涨，企业经营十分困难。我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这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有直接关系。

　　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南亚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

　　“当然，我们也不必悲观。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是它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不健全的。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六稳’‘六保’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供应链产业链。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这是不可比拟的。”姚景源表示。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